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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焦慮、憂鬱、失眠已經成為了社會新的流行病,世界衛生組織對14個國家15個地區的25916名在基層醫療就診的病人進行調查,發現有27%的人有睡眠問題,據報導美國的失眠發生率高達32~50%,英國10~14%,日本20%,法國30%,中國30%以上。睡眠障礙對生活品質的負面影響很大,尤其是精神心理狀況,但相當多的病人沒有得到合理的診斷和治療。睡眠障礙現已成為威脅世界各國公眾的一個突出問題。

你睡眠不好的“三劍客”失眠、焦慮、憂鬱

有文獻顯示,40%的失眠患者有一種或幾種精神障礙,其中焦慮障礙占到24%,憂鬱障礙占到23%,物質依賴(酒精、藥物等)占到11%。失眠和焦慮憂鬱存在中等程度的相關性。其中在失眠與焦慮憂鬱共病的患者中,焦慮障礙先於失眠的情況占73%,而失眠先於憂鬱的占69%。因此說失眠是憂鬱、焦慮發作的常見症狀之一,也是憂鬱、焦慮發病的危險因素,反過來,焦慮憂鬱也可以是慢性失眠的危險因素。

長期的失眠會增加患慢性疾病的風險和概率。睡眠不足會使人體免疫力下降,抗病和康復疾病的能力低下,容易感冒,並加重其他疾病或誘發原有疾病的發作,如心血管、腦血管、高血壓等疾病。實踐還證明,手術後的病人如睡眠不好,傷口癒合的時間會明顯延長。兒童如患有嚴重睡眠不足,可影響其身體發育。因為在睡眠時,特別是在深睡期,兒童腦內分泌的生長激素最多,這是促進孩子骨骼生長的主要物質。

 失眠、焦慮、憂鬱多是心理問題

由生理因素、疾病因素、藥物因素及飲食因素所致者的病例數遠遠少於由心理因素所致病的病例數。常見的導致失眠的心理因素有:擔心失眠,對夢的誤解,生活工作壓力,童年創傷心理的再現,無助的心理等。

心理因素可引起失眠,同樣,失眠又能影響人的心理,失眠對心理影響程度取決於患者的心理狀態和對失眠的認知,比如有人雖患有失眠,但精神狀態正常,不影響白天的工作生活。

有人則會因偶爾的失眠變得精神萎靡,無精打采。失眠會直接影響次日的心情,導致情情低落,長此以往就會陷入憂鬱狀態。

自我檢查是否有焦慮憂鬱情緒

失眠患者如何覺察自己是否有焦慮憂鬱情緒呢?

1、清晨起床後不能恢復充沛精力,思維能力不清晰,白天容易疲乏、無力。2、有認知功能受損,工作與學習能力下降,注意力,集中精神的能力,記憶力損害。3、社會、職業功能受損或者學習成績較差。4、情緒障礙或易激惹。5、白天嗜睡,食欲差,體重下降。6、積極性、精力或主動性減少,不與人溝通交流,對前途沒有希望。7、工作易出錯或者駕駛時易發生意外。8、緊張性頭痛,胸悶憋氣,或胃腸道等軀體化症狀。9、對於睡眠的過度關注和焦慮。

因此,無論生活中是先出現失眠,還是先出現焦慮憂鬱,都希望引起大家的關注。首先改變對失眠的認識,瞭解自己的情緒變化,通過積極的調整,合理的運動鍛煉,改善睡眠和情緒狀況。

如果不能改善,積極尋求專業人員的幫助,早日康復。

在相關門診中,尤其像是業務、設計、工程、教師、作業員等類型的職業,睡眠障礙的狀況最為明顯

尤其睡眠不足容易對身體產生各種不同的危害。對於有慢性疼痛的人來說,睡眠的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

失眠可能危害機體的消化系統,造成脾胃不調,引發消化系統疾病。

有研究顯示,胃和小腸在晚上會產生一種對消化道粘膜有修復用處的化學物品tff2蛋白質,假如睡眠不足,就會危害這種物品的產生,從而大增胃炎、胃、十二指腸潰瘍、潰瘍性結腸炎等疾病的發作率。

偏頭痛:長期失眠引發偏頭痛的原因可能與顱內小動脈和毛細血管收縮致使腦部皮質缺血有關,這部分患者除了出現睡眠障礙外,還會在晚上睡眠期間反復出現頭痛症狀。

慢性疲勞綜合症:本病在臨床上很多見,特別是女性失眠患者,她們常訴說自己疲憊乏力,即使臥床休息也不能緩衝疲憊部分病者還具有低熱、畏寒、頭浦、咽喉浦、心煩、急躁等不舒適症狀。

此外,長期失眠還可引發中老年人腦病、女性更年期綜合症以及糖尿病等嚴重害人體健康的疾病。所以專家強烈建議大家,千萬不要忽視夜間失眠情況,長期失眠說不定會引起什麼病,大家應謹慎對待並應及時採取治療措施。

底下是長期失眠所引起的症狀,如果符合下列5點以上,可立即前往診所掛號尋求解決途徑

門診中最常觀察到的症狀如下:

對睡眠品質不滿意

.上床後翻來覆去睡不著,往往需要躺30分鐘甚至更久才能入睡;
.夜裡醒來好幾次,多在2次以上,醒來之後很難再入睡;
.早上醒得早,比正常起床時間早醒30分鐘以上;
.總睡眠時間不足6.5小時;
.睡眠品質下降,醒來仍然感到困倦,感覺體力沒有恢復。

白天正常活動受到影響

.白天精神狀態不佳,感到困倦、疲勞,想睡覺;
.工作和學習時,難以集中精力,犯錯次數增加,記憶力下降;
.情緒上,感到緊張、不安、出現情緒低落或容易煩躁、發怒;
.社交、家務、職業或學習受影響等。

而失眠與睡眠障礙治療真的不難!
中醫也能治療失眠等相關睡眠障礙症狀,讓您減少甚至停用安眠藥與抗憂鬱西藥…恢復該有的身心平衡。

桃園八德廣仁堂中醫診所運用傳統中藥來調理過度緊繃、亢奮的情緒,依據中醫藥的學理來調理體質;多管其下,改變您的體質,調理平衡

不是單純以藥物來壓制症狀;經過一系列的療程,很多患者就慢慢減少甚至停止安眠藥、抗憂鬱藥物等西藥的長期依賴,回歸到身體原始的平衡統合狀態,這就是身體原始自然和諧的狀態。

透過我們診治改善失眠狀況的患者都可以漸漸找回正常的睡眠品質,使用正確的方式將幫助您擺脫失眠的痛苦!

桃園八德廣仁堂中醫深獲在地居民的一致推薦,也有民眾跨縣市前來尋求專業失眠睡不著的專業諮詢

醫師叮嚀:病狀和體質因人而異,須找有經驗的中醫師才能對症下藥都能看到滿意的改善效果。

數十年的調理經驗,值得你的信賴。

門診表提供給大家參考,如果需要也可以加他們的LINE詢問更多詳細內容

桃園八德廣仁堂中醫診所
地址:桃園縣八德市和平路11號
預約電話:(03)361-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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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來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1月第45卷第1期。 作者:段清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考古系教授,原秦始皇陵考古隊隊長。 向段清波老師致敬,願您一路走好。【編者按】 段清波教授曾長期主持過秦始皇帝陵園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所撰《秦始皇帝陵園考古研究》入選 2011 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本刊將分三期陸續推出的長文《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是作者十餘年來通過對秦始皇陵考古、秦文化考古、秦始皇帝制度改革等方面文化因素的考察而形成的新成果。作者認為秦文化中的大型陶塑藝術、石刻石雕藝術、高臺建築、小型條磚、銅車馬和青銅水禽製造技術、繭形壺、槽型板瓦等具有明顯的波斯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特徵,表明從公元前五世紀左右開始,東西方文化就有了深入的交流; 作者還將統一後秦始皇帝所採取的所有改革措施,與波斯帝國大流士一世以及馬其頓亞歷山大的改革措施進行對比研究,認為秦始皇帝關於帝國政體、管理國家的制度、管理國家的措施等的認識,可能受到波斯帝國制度文明的深刻影響,並據此認為文明交流過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制度層面和理念層面。本刊希望通過有益的學術爭鳴,共同推進文明交流的理論與研究的進展。摘 要: 秦文化中所見到的諸如兵馬俑、銅車馬、陵墓封土內高臺建築、條形磚、青銅水禽製作工藝、槽型板瓦、繭形壺、石刻等文化因素,不是從中國固有文化中發展演變而來,這些因素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由西亞傳播到東方的,與此同時,秦統一時期,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制度也傳入東土,並對秦始皇帝的改革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關鍵詞: 秦始皇陵; 兵馬俑; 波斯帝國; 中西文化交流一、引言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據表明,小麥、冶鐵技術、金銀器等製作工藝是由西亞、中亞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1]( P156-179)。淵源於西亞的青銅技術、馬車等也通過草原、沙漠、綠洲或茶馬古道等線路對中國產生過深刻影響[2]( P246-257)[3],當然,在更早的時期還發生過其他文化因素交流的現象[4],這一切發生的時間均早於張騫的鑿空之舉。在秦始皇陵考古中,我們也發現諸如兵馬俑、百戲俑、銅車馬、條形磚、封土內臺階式建築、青銅水禽的部分製作工藝的文化因素宛如橫空出世般出現,而又在其後的時代難覓蹤跡。這些現象值得我們從更大的時空範圍內進行綜合思考。(一)兵馬俑 最使秦始皇陵聞名於世而享有「世界第八大奇蹟」美譽的莫過於數千件原大的兵馬俑,宛如橫空出世般的兵馬俑集群在贏得人們感嘆的同時,也促使人們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原本從未出現的以人和動物為主題來表達藝術目標的這一理念會突然出現在秦帝國時期? 秦代之前,尤其是商周以來,傳統藝術特別是青銅器的製作藝術,基本上都是藝術家以極具想像力的圖形來製作各類能通達上天的祭器,此時的人物和動物都是作為所表達主題的配角,附著在器物的底部或裝飾在耳部。雖然也有學者討論過秦帝國時期能出現兵馬俑陶塑藝術的技術性支撐因素[5][6][7],但卻沒有思考過這類大型陶塑會出現在此時的邏輯性問題。二十多年前,有學者曾認為,兵馬俑藝術「來源於西方的交往,來源於亞歷山大的智慧和光彩耀人的希臘藝術」[8],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盧卡斯( Lukas Nickel) 也提出了相近的認識。和青銅藝術相比較,陶俑雕塑藝術在先秦並不發達,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彰顯,直到戰國才陸續出現一些小型的雕塑品。山東臨淄郎家莊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組春秋戰國之際高10厘米左右的陶俑[9],戰國時期列國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發現[10][11][12][13][14]( P316-317)[15],秦國直到戰國晚期才在咸陽周邊的幾處墓葬中發現一些陶俑。發現的這些秦國陶俑,類別有騎馬俑、人俑以及陶馬,高度一般在10厘米左右,總體特徵是基本沒有人體尤其是面部的細部刻畫,人體、陶馬的肢體比例既不協調也不準確,雖說也有彩繪裝飾,但只有白、紅和黑三種顏色;陶俑既有燒制的,也有泥塑的。銅川棗廟秦墓的人、牛、羊、狗等陶俑為泥塑成型再施彩繪[12],西安南郊、涇渭之交等地的陶俑火候極低,有的還是未加焙燒的泥俑,泥、陶俑以紅膠泥捏塑而成,輔以貼、刻劃、挖等技法,以單色平塗的彩繪裝飾為主[16]( P372)。塔爾坡戰國晚期墓葬出土兩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泥質灰陶騎馬俑,陶俑的衣領、襟裙、下擺、帽沿及鼻尖均塗紅,製作方法為捏制[17]( P125-128)。 戰國晚期秦俑最高不超過 20 厘米,多為10厘米左右,到了秦統一階段,秦兵馬俑高度驟然間增高到180-196厘米之間,即使是上焦村出土的跽坐圉人俑,身高也有100厘米。二者之間不僅在體量上有巨大的反差,而且在製作工藝、彩繪方式、陶俑種類等方面也不可同日而語。兵馬俑為泥質灰陶,火候達950-1000℃;採用繪塑結合的方式,塑造上模製與手制相結合。俑的種類有將軍俑、軍吏俑、御手俑、跪射俑、騎馬俑、步兵俑、百戲俑、文吏俑、奏樂俑、圉人俑以及馬俑等。彩繪顏色種類豐富,有綠、紅、黑、紫、粉、白、黃、赭等,面部和頭髮部位的刻畫尤為精細。 承秦而起的西漢,雖然也使用陶俑隨葬,陶俑製作方式似乎沿襲秦的風格,造型比較呆板,主要是用整齊的陣列向人們展示為死者送葬的森嚴軍陣。但在體量上要比秦兵馬俑小得多,以 30 -40厘米者居多,高者不過60厘米。陶俑的種類更加豐富,有文官俑、奏樂俑、舞蹈俑、侍俑等,新出現木臂著衣式陶俑[18]( P18) 從東周列國陶俑、戰國晚期秦俑到秦兵馬俑出現,雖然時間相隔僅數十年,但是他們之間不僅有藝術手法的差異,更有藝術風格的巨大不同。假如將它們置於秦文化發展過程中進行邏輯性的考察,後者與前者之間存在著質的飛躍,其間巨大的序列缺環在邏輯上令人無法接受,而這種差異用秦帝國資源配置能力強大來解釋顯然是不夠的。從體量、造型、藝術風格上觀察秦兵馬俑和西漢陶俑之間的演變,也存在同樣的困惑,是什麼原因導致戰國秦、秦、西漢三個時期陶俑風格的巨大差異呢? 與戰國秦俑在形態特徵、服飾風格上相近的是斯基泰文化中的同類物,王輝先生曾探討過黃河流域文化與草原地區斯基泰文化之間的交流[19]。2007年柏林舉行的斯基泰展中,有一件被稱為「哈薩克武弁」的青銅風帽,這件青銅風帽和呈跽坐狀的遊牧人服飾等與塔爾坡戰國晚期秦墓陶俑的形象幾無差異;銅馬的造像風格、身上鞍轡等附件與戰國秦馬俑、鄂爾多斯的同類物無二,其時代屬公元前五至前三世紀。 時代和藝術風格與秦兵馬俑相似的大型陶俑雕塑在其他文明中,如波斯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印度文明的傳統中還沒有發現過。但這些地區曾有過悠久的青銅和石刻雕塑藝術的傳統,如埃及及中東國家流行敘事性的浮雕和油畫,以及古希臘藝術形式上以真人高度為樣板創作的古典雕塑和油畫。唯一和兵馬俑藝術風格相近的是阿富汗出土的彩繪陶俑,時間為公元前100年,遺憾的是只發現了高23厘米的俑頭(秦兵馬俑的俑頭高度為23-26厘米),俑頭戴氈帽,著高領上衣,五官及鬍鬚畢現,面部遍施紅彩;頭部與身軀裝配的方式和兵馬俑一樣,均為分別製作好後再將俑頭插進身軀內。 上述資料表明,戰國秦俑的藝術形象可能受斯基泰文化的影響,而秦兵馬俑的藝術可能另有淵源。 ... (二)都盧尋橦百戲俑 秦始皇陵園 K9901 號陪葬坑出土了一批原大彩繪百戲俑,雕塑方式、彩繪風格和兵馬俑一致,面部表情也呆板而無生氣,幾乎所有陶俑著衣風格均為僅在腰間圍一件短裙,其餘肢體全為裸露狀。 但這批陶俑和兵馬俑的造型有所不同,其軀幹、骨骼和肌肉等的表現手法和精確的肢體比例顯示出藝術家對人體解剖學的精確掌握; 其用力時雙臂隆起的肌肉、上舉重物時側腹的肌肉和肋骨、背部明顯的脊椎股、肥碩隆起的腹部姿態等,也表明雕塑家對人體運動力學的熟練掌握。而這種藝術風格在此階段的東方文化傳統中也絕無僅見。 百戲俑中有一尊被認定為都盧尋橦俑。「都盧尋橦」是兩漢之際十分流行的一項頂桿雜技,漢畫像石上經常能見到這類圖像,現代稱之為「長桿技藝」,是由一位身強體壯的大力士,或以雙手相托或以頭頂長桿,長桿上有人數不等的表演者表演雜技,最多者竟達9人[20],表演者的動作有倒、掛、騰、旋、舞、坐等,場面驚險紛呈。有學者認為,該雜技是從春秋時期的「侏儒扶盧」發展演變而來的[21]( P231),都盧為古地名,或以為在今越南北部以南,或以為在今緬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謬附近。 雖說《國語·晉語》中記載春秋時已有「侏儒扶盧」之技,該遊戲也許形式上和秦漢的都盧尋橦有淵源上的關係,但從漢代稱其為「都盧尋橦」的「都盧」名稱看,秦漢時期的這種雜技可能是原有的遊戲形式受到外來雜技藝術的影響蛻變而形成的。張騫通西域時在大食看到來自中國西南地區的蜀布和邛竹杖,就是經過印度的中轉而到伊朗的,表明從中國西南經緬甸到印度再到西亞之間,在西漢之前就存在一條經濟文化交流的「西南絲綢之路」。 我們可以進行這樣的推測:文化交流的使者們或通過綠洲絲綢之路,或通過西南絲綢之路[22],將源自地中海區域希臘、波斯的雕塑藝術及理念帶入中土,在秦俑、百戲俑的塑造中得到初步的展示;人們通過西南絲綢之路,將緬甸一帶的「都盧尋橦」雜技帶到關中,與中國原有的「侏儒扶盧」技藝相融合,形成了新的雜技藝術;當然,這一時期傳入東土的還有海中碭極、漫衍魚龍等雜技和幻術。 ... (三)修陵人亂葬坑 2003 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區發現一座修陵人的亂葬坑,均為男性的121具人骨凌亂地堆埋在一座廢棄的陶窯遺址內,相互疊壓,既無葬具也不見隨葬品,肢體、頭向凌亂,年齡多在15-40歲之間,身高一般在170厘米左右,骨骼發育健壯,骨脊發達,均屬重體力勞動者。 在現場進行體質人類學鑑定時,發現三具保存較好的頭骨呈現出顴骨和鼻骨較高、眼窩深陷的特徵,和其他頭骨有明顯的區別,在後期室內比對研究時,鑑定者認為上述特徵仍屬於蒙古人種的變異範圍。該批人骨經取樣進行 DNA 檢測,第一次檢測時發現有一具人骨屬歐羅巴西部人種;後來進行重複檢測時,提取出了19個個體的線粒體DNA( mtDNA)序列,分子生物學專家將這些序列與32個現代中國人的mtDNA序列進行了對比,認為這19個勞工屬於東亞人群的混雜群體,他們相比於32個現代中國人具有更明顯的多樣性,勞工中既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其中大多數來自中國南方,沒有樣本顯示明顯來自北方少數民族的個體。 分子生物學通過人骨中的線粒體分析古代人骨的種屬,就目前資料積累、技術發展的程度,還難以對考古出土的人骨進行準確的人種定性,修陵人亂葬坑的現場目測、第一次和第二次的 DNA 檢測結果之間的差異,雖然還不能為亂葬坑中人骨種族屬性下最終的結論,但也為我們推測這些重體力勞動者的來源地提供了想像的空間。 (四)封土內的高臺建築黃河流域自春秋晚期開始出現陵墓封土之後,封土基本上都是由一層層薄厚不均的夯土構成,地表之上、封土之下出現巨型建築體的現象,唯秦始皇陵獨有。秦始皇帝陵封土內發現一組前所未見的、高出地面的夯土建築。該建築分布於墓壙四圍,高30米左右,呈圍合形臺階式牆狀夯土臺,上窄下寬,內外均呈臺階狀,剖面呈「凸」字形;四側夯土臺的外側均為九級臺階,臺階上發現堆積較厚的瓦片,靠近頂面臺階上的瓦片尤多,頂面及各級臺階上沒有發現紅燒土、木炭遺蹟;夯土臺底部外側建於墓壙外的秦代地表上,內側伸進墓壙;夯土臺的底部經過取平處理,各側最下層的臺階位於同一水平面[23]。 這一建築形態似乎和中國古代高臺建築有關,依建築方法、形式而言,兩者之間沒有不同。高臺建築興盛於春秋時期,此前並不發達,文獻所見三代時期僅有夏桀的瑤臺、商紂王的鹿臺、周文王的靈臺,直到春秋之後,各國才慢慢開始流行「高臺榭,美宮室」的建築,此階段著名的高臺建築有晉靈公的九層臺(公元前611年建,未建成)、楚靈王的章華臺(公元前535年修建)等;迄止戰國,築臺之風盛極一時,列國統治者皆以高臺宮室競相誇耀,如魏的文臺、韓的鴻臺、齊的路寢之臺、趙的叢臺等都很著名,這些高臺建築和秦陵封土內高臺建築從建築形式、工藝技術、建築材料等方面看基本雷同,這些高臺建築的臺階數大約不過三層,而秦陵的臺階數竟達九級,並且秦陵封土內的高臺建築最終又完全被表面封土所覆蓋,顯示出他們的功能是不同的。 與中國高臺建築形式相近的是兩河流域悠久的同類建築,這裡因缺少石、木建材,遂因地制宜發展出以土坯、夯土為材料建造的多層高臺建築,其功能是祭祀山嶽、觀測天體星象。這類建築呈階梯狀,四角正對四方,有坡道或者階梯通達臺頂,頂上有一間不大的神堂。殘留至今的烏爾月神臺高約 21 米,為三層臺式的夯土建築。公元前八世紀的亞述時期,有的高臺建築達60米;薩爾貢王宮內建有分別代表黑色(陰間)、紅色(人世)、藍色(天堂)、白色(太陽)的四層高臺建築[23]( P17)。公元前六世紀波斯帝國滅掉後巴比倫以後,高臺建築技術或理念被傳到波斯,居魯士陵墓和莫索拉斯總督陵墓就屬此類。前者位於波斯波里斯東北87公里的地方,陵墓底座由巨型石條砌築,外側總共有6階寬闊的石質階梯;後者位於今土耳其西南,建成的時間是公元前353年,陵墓下部的高臺建築為長方形,上部為高7米、呈24級臺階狀金字塔式的建築,象徵著摩索拉斯的執政年限;最頂部為摩索拉斯和夫人駕駛駟馬雙輪戰車的青銅雕像,高6米。秦陵墓封土內的臺階式高臺建築,雖然各級臺階上也建造有瓦覆屋頂的廊房,但和先秦以來的高臺建築理念有著相當的不同,因為這組九級臺階式的建築最終被人為地覆蓋在表層封土之下,筆者曾推測它的功能是供秦始皇帝靈魂出遊的「中成觀游」[24]( P23)。九級臺階式的高臺建築,中國文獻中僅見尚未建成的晉靈公九層臺;波斯帝國時期的居魯士六層臺階石陵墓和莫索拉斯總督陵墓上層二十四級臺階,和秦始皇陵封土中的高臺建築之間有無關聯性呢?如果有,他們之間的相似性體現在哪裡;如果沒有,為何中國古代陵墓封土建築中僅此一例呢? ... (五)條形磚 戰國時期列國範圍內皆發現有大量經過高溫燒制的青磚,種類以各式鋪地方磚和大型空心磚為主,但沒有發現用於砌築牆體所用的條形磚,秦兵馬俑坑發現的鋪地條磚是時代較早的例子。我們的問題是,條形磚以及包括錯縫、拱券在內的技術淵源於哪裡? 秦俑坑發現的條形磚質地緻密,火候較高,尺寸以 28 ×14×7厘米的小型條磚出土量最大,俑坑底部用條形磚墁鋪,縱橫成行不錯縫;另外在兵馬俑一號坑的東南角有一段高1. 65、寬0. 85、厚0. 5米的磚牆,為補砌因坍塌的夯土壁面而形成,兩列條磚上下堆砌,但相互之間亦不錯縫,其穩固性可想而知。 最早使用條磚築砌墓室的是秦始皇帝陵園以西劉莊墓地的兩座墓葬,這裡埋葬的是為秦陵建設而去世、掌握一定技能的自由民,墓室以條形磚築砌墓壁,墓室頂部覆蓋木板,雖然報導稱使用了「平臥錯縫的疊築方法,槨底亦是平臥墁鋪錯縫」[25],但根據同時代、尤其是兵馬俑坑條磚的砌造技術資料,筆者對該報導的準確性持懷疑態度。現有的考古資料證明西漢中期之前,中國境內尚未發現以條磚砌造來解決跨度的拱券技術。死於公元前62年的西漢後期名臣張安世,其家族墓地中所發現的夫人墓葬,可能是中原地區最早的拱形磚室墓,而同時的張安世墓葬為前後兩室,後室為傳統的木槨墓形式,前後四壁為以條磚錯縫築砌,棚木蓋頂[26]。錯縫是拱券技術的基礎,拱券技術在中國出現較晚,經歷了空心磚梁板、尖拱、折拱幾個發展步驟。從西漢晚期開始,以條磚建造筒拱或拱殼穹窿狀的墓室與墓門的技術和風格開始出現,稍後以條磚砌造的多室拱券墓在漢帝國疆域內盛行,不僅使條形磚及其建造技術得到迅速的推廣,適應建造不同類型墓室的各種形態的青磚也陸續出現,如楔形磚、扇形磚、企口磚、子母磚等。 拱券技術在西亞、地中海區域有比較明確的傳承和發展脈絡。最早的拱券技術發端於公元前第 4千紀的兩河流域,以後在巴比倫、亞述、印度、羅馬均應用並有所發展。在拱券技術上發展出來的疊澀技術,於公元前1250年在邁錫尼城的獅子門上就已經出現,古希臘時期(前11世紀至前1世紀)拱券結構有了很大的進步。隨後這項技術傳入了小亞細亞西岸的伊特魯里亞地區;特洛伊戰爭之後,這項技術也被帶入義大利半島,古羅馬時期(前1世紀到公元4世紀)可謂是拱券結構逐漸成熟的時期,古羅馬人在伊特魯里亞(前8世紀至前2世紀)和古希臘人的基礎之上發展了綜合東西方技術的樑柱與拱券結合的體系。 從秦始皇陵開始出現條形磚,在其後的一百多年間,幾乎看不到以條磚來築砌牆體或為解決跨度而使用的拱券技術的相關材料,東方社會流行的依然是先秦尤其是戰國後期出現的幾種磚型,如空心磚、鋪地方磚; 而在張騫通西域後的西漢後期,拱券技術異常發達的現象,促使我們認為,雖然自秦代開始製作條形磚的技術已經通過文化交流傳到中土,但拱券技術並沒有隨之推廣,只是到西漢張騫鑿空之後,這一技術才再次通過綠洲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傳入東方並迅速得到廣泛的認可和應用。 (六)青銅水禽鑄造工藝 秦陵 K0007 陪葬坑出土了46件原大彩繪青銅水禽,種類有鶴、鵝、雁三種,它們和演奏樂器的陶俑一起被發現。該陪葬坑表現的是一支由十五位演奏家組成的樂隊,通過演奏樂曲,讓水禽隨音樂節奏的變化而翩翩起舞的場景。文物保護專家在對這些水禽進行修復保護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東方少見、而在地中海常見的青銅器製作工藝。 這些青銅水禽為銅、錫二元合金,與秦陵地區之前發現的青銅器組成元素相同,有別於先秦時期銅、錫、鉛三元合金。另外,青銅水禽在製作過程中廣泛使用了分鑄工藝,連接工藝包括銅焊和榫卯兩種;鑄造水禽使用的芯撐幾乎全為泥質芯撐,設置工藝均為泥梗插入法;芯骨均位於頭頸部,材質包括銅、木兩種;水禽底部均有1-2個表面經修補的方孔;水禽表面的鑄造缺陷、芯撐孔以及底部方孔均以銅片鑲嵌法進行補綴。青銅水禽上發現的分鑄工藝、連接工藝、芯撐設置工藝、芯骨的使用、銅片鑲嵌補綴工藝、底部方孔等工藝措施,尤其是銅片鑲嵌補綴工藝,在中國先秦青銅器上很少見或從未出現,這些技術在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紀的埃及、希臘和羅馬等地中海地區的青銅雕像上廣泛存在,就現有的資料,專家們推測秦陵青銅水禽在製作工藝上可能受到地中海地區青銅鑄造工藝的影響[27]。 ... (七)銅車馬秦始皇陵園最著名的出土物莫過於兩乘彩繪單轅雙輪青銅車馬,一輛為警衛乘坐的立車,一輛為秦始皇帝乘坐的安車,大小均為真車馬的二分之一,前者重 1061 千克,後者重1241千克。兩車結構複雜,都是由眾多的零部件連接組裝而成,這些零部件大多是零部件鑄造成型後,經過銼磨、拋光、鑽孔、切削、鏨刻、鑲嵌、沖鑿等加工工藝修整,眾多零部件通過嵌鑄法、包鑄法、焊接法連接[28]( P381)。 秦陵出土的銅車馬雖然只是原大的二分之一,但它所有部件的高度仿真性令人嘆服。以青銅製作仿真的車馬,不管是實用品還是藝術品,在所見到的文獻和考古發掘中,中國古代從沒有過以青銅車作為座駕的現象。而在遙遠的波斯帝國時期,公元前 353 年建成的莫索拉斯陵墓的頂端就有先例。雖然關於這輛由莫索拉斯和王后駕馭的鍍金駟馬雙輪青銅車的具體資料已無從知曉,但無疑其造型、青銅車馬理念與秦始皇陵銅車馬之間有著相當的一致性。 小 結 從工藝、技術或藝術理念上考察秦始皇陵園發現的秦兵馬俑等文物遺存,在同時期的中國文化圈內沒有發現同類。從這些遺存發展演變的鏈條看,其間不僅存在較大的缺環,也缺乏應有的邏輯序列,這一現象令人深思。除秦始皇陵中所見的上述文化因素,在秦文化中,春秋中期的金器,春秋晚期的鐵器,春秋晚期鳳翔雍城的槽型板瓦,屈肢葬,戰國中期的繭形壺,戰國至秦代的石雕石刻等,也和同時代的東方六國文化現象間形成鮮明的對比,表明這些文化因素不是在東方文化的土壤中產生的。它們的出現,促使我們思考: 這一切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我們發現,不論出於什麼想法,僅靠獨立起源的文化發生學理論是無法解釋清楚上述問題的,諸多新鮮的文化因素如果是通過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而出現,那麼,文化交流過程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什麼呢? 在什麼狀況下才會發生文化因素被認可而獲得交流和傳播呢? 考古學上所能觀察到的、具有無可辯駁的最明顯的是物化的因素,當然物化的遺存是相對容易被辨別出來的,但通過改革開放前後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似乎文化交流、文明交往最重要的成果並不僅僅體現在物質層面上,或者說物質層面的交流並不是最重要的,思想層面、文化層面和制度層面因交流而帶來的變化可能更為重要。同理,秦文化發展過程中在文化交流方面究竟曾發生過什麼,則是我們需要著力思考的問題。公元前 6-4 世紀,中亞、印度西北部相繼被波斯帝國占據、設郡管理,波斯藝術、科學技術被帶入當地,促進了當地科技藝術的發展。此後,隨著亞歷山大擊敗大流士三世,接管了波斯帝國的統治區域,於公元前 329 年東征進入中亞巴克特里亞、撒馬爾罕盆地,將古希臘的藝術、科技和統治模式帶入當地。也許就在此時,東西方之間兩類存在根本差異的文明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 參考文獻: [1]Nikolaus Boroffka Askoid Ivantchik,梅建軍. 中亞地區的技術轉移———中國、希臘和斯基泰———塞克地區鑄造技術的相互作用[M]∥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主編. 秦時期冶金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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